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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端经济:韧性、复苏与未来(4)

来源:BOB体育投注官网下载  作者:bob体育官网下载  2022-08-18 04:05:58

  全球出生率下降的趋势意味着整个国家的人口规模开始缩小。与人口老龄化不同的是,这一趋势并非处处可见,美国、英国和法国略高的出生率和外来移民推动了人口持续增长,但这一趋势将重塑全球许多国家的面貌。日本作为世界潮流的引领者,人口规模在过去十年里一直在下降,其人口总量在2010年达到1.28亿人的峰值,而在2019年则降至1.26亿人。南欧更是如此,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人口规模在下降,德国的人口规模将在2022年开始减少,韩国将在21世纪30年代初开始下降。秋田作为日本老龄化经济的前沿地区,人口下降的趋势已经持续了超过25年,这为未来提供了一个有价值的窗口。

  藤里的主要商业区就是日本农村地区的人们称为“百叶窗街”的地方。这里的每家商店都关门了,窗户上都拉着整齐的金属卷帘门。从门口上方褪了色的字母能看出其中一家是面包店,另一家是鞋店,马路对面是一家倒闭了的女装店。再往前走到主干道就到了一个岔路口,那里有一个停业的加油站和汽车修理厂。

  藤里位于秋田市以北约90公里处,坐落在日本白神山地巨大的毛榉森林的边缘,森林将秋田与其邻近的青森县隔开。藤里是一个走向衰落的地方,这里10年前的人口接近5 000人,但现在只有3 500人,成为日本人口消失最快的地方之一,这一人口数字在未来20年将下降逾40%。由于顾客太少,商店都关门了,只有一家旧货商场还在营业,出售并回收巨大的显像管电视、生锈冰箱和文件柜,这些东西在15年前就已经过时了。当我在街上徘徊寻找市政厅时,一位老妇人正好骑着自行车经过,她要去郊外的现代车库,那里正在出售一些基本的家庭用品。日本人对此也有一个新的称呼——“购物难民”。

  61岁的佐佐木深美是这个小镇的镇长,一生都住在藤里,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都是作为当地的官员,他在2016年底升任了镇议会主席。他满脑子想的都是这个小镇不断减少的人口,他对此了如指掌。他打了个响指,他的助手便跑过去拿藤里的人口统计数据。这些统计数据非常详细,按照5年一组对这个小地方的居民进行了分组划分。佐佐木表示,他的首要目标是确保当地学校每个年级至少有20名学生,每5年至少有100名学生,但数据表反映出了问题的严重程度。藤里这种头重脚轻的情况很危险,这里有数百名90岁以上的老年人,但5岁以下的儿童只有77名。除非人们带着蹒跚学步的孩子搬到这个村庄来,否则镇长在未来几年也无法实现他的目标。

  秋田农村的一些地方甚至在走向灭绝。深冬的八木泽是你所能想象到的最美丽的如画般的风景,村庄坐落在群山之间,一座冒着气泡的木桥将村庄分隔成了两个部分。当地的导游森本先生说,这个村庄曾经有200多人,但现在只剩下15个人。许多房子都用木板封住了,还有一些废弃的房屋暴露在大自然中。八木泽大型的中央建筑是一所学校,坐落在河边的黄金地段,但学校已经停课了。在离得最近的上小阿仁村的图书馆里,保存着60年前八木泽的照片,夏天村里正在举行运动会,至少有17名儿童参加。而今天却一个儿童都没有。

  如果说脾气暴躁的老工薪族成了秋田的笑柄,那么另一个人口统计群体则变得非常受欢迎。商店老板、当地政客和餐馆老板经常提及有孩子的家庭在维持一个村庄或城镇活力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他们都兴高采烈地谈论着“养育孩子的一代”,二三十岁的年轻夫妇就像这里的“金粉”,他们的消费支持了当地的商店,他们的孩子让当地的学校能够继续办学。

  藤里是秋田长寿盛行的地区,有52%的人口年龄超过了65岁。镇长正在想办法抵消长寿给当地带来的成本。他说:“我想让人们工作到75岁。”并提到引进土豆工厂来促进镇上老年人的就业以增加收入。但作为镇长,他最大的努力是让藤里的生活尽可能地吸引年轻家庭。他的计划涉及教育,包括投资幼儿园,将一座废弃的建筑改造成一所高中。镇长在住房方面也有规划,他想要找出可以让年轻夫妇廉价购买或免费分配给他们的废弃房屋。由于意识到当地缺少雇主,镇长把希望寄托在那些能够远程工作的人们身上,并希望加强镇上的无线信号来支持远程工作。

  然而,从日本人口结构变化的原始计算可以看出,这个项目注定是要失败的。藤里是一个不错的地方,附近的白神山地是东亚最大的原始森林,也是在地球其他地方看不到的各种鸟类的家园,并且有美丽的徒步旅游路线和吸引游客的天然温泉。但是日本人口规模不断减小的事实,意味着全国各地有许多美丽的村庄正在逐渐消失。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如果按照目前的趋势持续下去,在未来的21年内将有869个村镇“消失”,占全部村镇总数的50%。为了吸引年轻人来到这里,镇长面临许多竞争,从其他地方的经验来看,情况也都不是那么令人乐观的。

  随着人口的急剧下降,本州岛南部的津和野在吸引年轻工人方面更加卖力。我在东京会见了津和野的代表宫内英子和平桥健二,宫内50多岁,他给我看了一些统计数据,数据显示,1980年这个小镇的人口是13 400人,到2015年已经下降到7 600人,他说:“多年来,人口规模下降了11%。”为此,他们在东京设立了名为“津和野中心”的营销办公室,以宣传这座城市的优点。他们投资设计了很酷的标志和一个漂亮的网站,并开展了新闻宣传活动,旨在吸引对城市生活幻想破灭的年轻人到镇上来。他们取得了一些成功。31岁的平桥厌倦了东京的拥挤,他搬到了津和野。他称赞这里的住房便宜,社区关系紧密,而且不用每天通勤。宫内笑着说:“你看,我们取得了一些成功,去年我们的人口规模只下降了8%!”

  藤里和津和野等地区的主要担忧是,学校和医院等公共服务越来越难以维持,这使村庄合并成为日本农村的热门话题,而且政府鼓励人口规模不断减少的地区进行合并。这也是意大利和葡萄牙在不久的将来要关注的政策,那里废弃的村庄也已经开始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一位当地人说,合并是一个好主意,如果城镇和村庄共享公共服务,比如公交车、学校和图书馆,那么更多的公共服务就有可能继续保持下去。

  秋田面临的问题是拟议中的合并总是失败,一个基本的分歧在于新的地方应该叫什么名字。这里小镇的名字都蕴含着重要的历史或自然因素。在从藤里回来的路上,我开车经过了井川(樱花)、长垣(长脸)和五城目(五座城堡)。合并的城镇通常是将名字的汉字组合在一起,这会出现一些不好听且意义不大的名字。比如,秋田附近的泻上市是由昭和、饭田川和天王三个镇合并的,它的名字是一个由汉字混杂起来的合成词,没有真正的意义。一位当地人很失落地告诉我:“老城镇的名字很有意义,这些新名字让人伤感。”

  当地的对抗和社会等级也阻碍了农村地区的合并。按照这里的传统,那些建立了这个地方或者通过打猎和捕鱼来养活当地人的村庄与家庭是这个地区里社会等级较高的。例如,八木泽是著名的猎熊人之家,之所以得到高度重视,是因为他们有能力提供熊肉,以及提供由熊的尸体制成的传统药物。来自这些家庭和地方的人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尽管这些影响力是非正式的,但他们可以推迟镇长和官员们制订的合并计划。

  另一个困难则是来自债务。负债累累的村庄往往热衷于合并,而那些财务状况较好的村庄则希望保持独立。上小阿仁村是八木泽附近的一个较大的村庄,在未来20年里,这里的人口规模将减少40%,当地准备将其与另一个村庄合并,但债务使它成为一个没有吸引力的合并对象。最近提出的一项合并计划是将藤里与其他五个小镇联合起来,以白神山地森林的名字命名并创建一个新的聚居地。但是,除了名字、债务和权力的差异外,即使秋田最小的村庄,彼此之间也存在各种各样的文化和传统差异,每个村庄都有特定的神灵和舞蹈,节日和食谱,最后合并还是失败了。一直以来这些地方的学校班级规模都比较小并打算关闭,当地的医生正在撤离,更多的店主也在关闭商店。

  随着日本最古老的村庄逐渐消失,在其他地方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政治和经济结构也开始失败。从地方政治来看,藤里镇长雄心勃勃的想法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合理的,因为东京在过去40年里寻求权力下放,地方当局被赋予了更多的自治权,比如在地方层面做出一些税收和支出的决定。但在另一种意义上,这又是一个白日梦,因为当一个村庄或城镇即将消亡时,宏伟的改革愿景也就变得毫无意义。当一个地方的人口规模缩小时,政治便无关紧要,这种想法正在吞噬地方民主。在整个日本,2015年地方选举中有1/5的席位由于缺乏候选人而无人问津。尽管权力下放受到热烈的支持,但许多村庄现在仍然缺少具有参与意愿的政治家,因此完全放弃地方民主的提议正在考虑之中。

  在那些正在消失的地区,重要的市场也停止了运转,也许最好的例子是房地产。秋田空无一人的村庄绝非个例——日本有800万个“鬼屋”,废弃土地的面积超过4万平方公里。而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预计到2040年,荒野的面积将增加一倍,届时它的面积将相当于奥地利的国土面积。另一项研究表明,曾主要出现在农村的“鬼屋”现象,近年开始在主要的大城市出现,“鬼屋”的数量在15年内可能占到所有房屋数量的35%,这一结果与10年前英美出现的房地产市场暴跌或低迷大不相同。这并不是说日本的房价已经下跌,而是由于这些房子没有人住,所以根本没有价格,也就是说再低的价格也卖不出去。在根本没有交易的情况下,价格的概念就变得无关紧要了。日本部分房地产市场已经完全冻结了。

  当地人反映,在秋田正在消失的城镇和村庄里,百叶窗街道和“鬼屋”营造出了一种悲痛和哀悼的氛围。70岁的退休老人金谷胜说“丢掉传统很难”,他住在秋田海边的一个小村庄里。他说他所在的小村庄里至少有五处房屋被废弃了,尽管他对未来感到担忧,但作为家里的长子,他有一个特殊的职责——墓参、祭拜和维护家族的祖坟。由于这项责任重大,即使村庄在迅速地变小,长子也很难搬离。即使最终做出了离开的决定(去找工作或者去上学),长子也可能会感到深深的羞愧,以至于他们常常拒绝告诉孩子这个家庭最初是从哪里来的,因此农村的根源彻底被切断了。正如金谷先生所说:“应对长寿没什么问题,但应对一个地方的末日就难多了。”

  在不久的将来,类似秋田的人口老龄化也会在其他国家的人口统计数据上反映出来。老龄化经济带来了新的紧张关系,不仅是对政府预算的担忧,还有丈夫和妻子之间、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的压力,而这些都将是包括韩国和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可能要经历的局面。部分原因在于低出生率,此外,老龄化经济也带来了一种强烈的失落感,这类似在格拉斯哥看到的情况。在意大利和葡萄牙,城镇和村庄开始变小甚至消失。尽管存在这些担忧,老龄化经济还有另外一面,在日本人口老龄化最严重的地区旅行,你会发现一个全新的、令人惊讶的、有积极视角的世界,基于此甚至可以定义未来经济的趋势。

  尽管我对养老金领取者的贫困感到担忧,但我在秋田遇到的退休的高龄者,却很少担心自己的低收入。石井在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所经历的苦难时说:“要记住,今天的老年人是‘战争的最后一代’,他们经历过真正贫穷的生活,饥肠辘辘,吃不饱饭。”当你穿过秋田的乡村时,你会意识到凑合使用和修理文化是基因中与生俱来的,木制的房子是用薄木板、厚木板、胶合板拼接的,20世纪90年代生产的丰田汽车,在小心谨慎的车主的照料下,如今依旧缓慢地运转,熠熠生辉。有人告诉我,老年蔬菜种植业务是一项主要活动。即使最不起眼的房子也有像样的花园,大多数花园都由巨大的金属框架支撑,上面覆盖着厚厚的透明塑料膜,这是一个相当大的温室。

  就像本书前文中提到的经济体一样,秋田是另一个非正规经济发挥作用的地方。这里的许多老年夫妇完全可以自给自足,他们遵循诚实守信的准则,把温室里的水果和蔬菜带到当地的车站(路边的休息站)售卖。秋田的这些市场上有很多当地的美食,“爱情小偷”是一种介于西红柿和李子之间的水果,据说它的酸甜味道会偷走品尝它的人的心;还有一种用这种水果制成的果酱,被称为“面颊爱好者”。在每个盒子的旁边,卖家都会留下一张图片,那是一幅由数百名年过八旬的农民的照片组成的拼图。

  百元夏绘说:“我很高兴终于成为一个真正的老年人。”百元刚刚75岁,这意味着她已经成为所谓后期高龄者中的一员。在日本,后期高龄者与初期高龄者是不同的。我从秋田南下,拜访了一群在东京北郊埼玉县艺术中心工作的演员。百元说剧院里角色的竞争非常激烈,因为她的很多朋友和竞争对手都比她年纪大,能成为“后期”老年人俱乐部的一员就像是一种奖励。她说:“活到75岁或75岁以上是我们的自豪。”

  在埼玉表演与在英国乡村礼堂的老年业余戏剧中心表演是两码事。公司的艺术总监和埼玉艺术基金会负责人小川幸子与渡边博史说,表演很受重视。这要从公司的名字开始说起,这家公司名为“埼玉金”。由于日本的老年人受够了不断使用“灰色”和“银色”来指代他们的头发,所以在给剧院命名时,他们刻意避免任何带有屈尊俯就或传达出二等身份感觉的词语。这里的设施都是一流的,全部是拉丝混凝土和抛光钢材,让人想起了伦敦的南岸。

  最为重要的是,艺术资历是毋庸置疑的。金剧院是由蜷川幸雄于2006年创立的,作为日本最受好评的戏剧导演之一,他在伦敦上演了许多戏剧,并于2002年获得了大英帝国勋章。蜷川于2016年去世。他想让那些有着丰富生活经验,却被身体和精神上的缺陷困扰的老年演员来尝试演戏。这些戏剧中所有的演员年龄都在65岁以上,而他们所演的戏剧也因高质量,在近年代表着金剧院在巴黎和布加勒斯特进行了巡回演出。埼玉县的主剧院可容纳750多人,而且经常坐满。

  百元说:“我来自一个戏剧世家,但从来没有演过戏。”她坐得笔直,像受过专业训练似的,一直保持着完美的姿势。她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歌舞伎演员,经常参加巡演,所以她很少能在家里见到父亲。因此,她年轻时就决定永远不与演员交往,一心要找工薪族丈夫安顿下来。她笑容满面地说:“我的梦想实现了。”她的丈夫久本是日产的一名工程师。但当她的丈夫退休后,她变得有些焦躁不安。她说:“生活似乎缺少了一些东西。”于是她重返舞台。

  男演员高桥清今年90岁,他戴着一顶下垂的黑色无檐小便帽,穿着一件很显年轻的羽绒服,叠起来可以当作毯子来给膝盖保暖。高桥曾在日本军队服役,后来在盟军占领日本的情况下工作,他身上有一种叛逆的气质,这也使他退役后成为一名技术人员,他说:“我是靠赌博赚钱的。”今年81岁的富谷洋一是另一个重要演员,他是一名工会成员,在退休前从未演过戏,但现在是剧团里的明星,他把自己的成功归因于年轻时的激进主义——站在车站喊政治口号。他说:“我很快就能记住台词,并能参演所有最好的角色。”

  埼玉县的演员最引人注目的不是他们在商业上多么成功,而是这些来自不同背景的人们都开启了一个崭新、成功的人生阶段,这是在他们退休十年或更长时间后开始的。高桥65岁退休,75岁开始演戏;富谷60岁退休,70多岁开始演戏。就像秋田70岁以上的足球队员一样,他们的目的是有目标地变老,培养新的爱好,迎接新的挑战。表演是一项他们想要继续的新职业,所有老年演员的目标是尽可能多地出现在舞台上。记忆力和移动灵活性是两个限制表演的因素,高桥说:“我知道我的极限和我不能扮演的角色,但是我记得我的台词……而演戏是一种活下去的方式。”他拄着拐杖慢慢走着。

  “把年龄从一个令人害怕的东西变成一个值得珍惜的东西”,这个想法就是山本亮所在的房地产经纪公司背后的理念。该公司定位是R65(65岁以下者不适用),参考的是仅限成人观看的电影的R18分级制度。就像青少年渴望过18岁生日一样,山本亮希望以达到高龄的身份作为授予特权的门槛。这位27岁的企业家最初是一家房地产租赁公司的员工,很快他就发现了一个问题,但这无疑也是一个机会。房东非常害怕老年人自杀和孤独地死去,因此他们拒绝把房子租给退休人员。房东的担忧是真实的,当一个房客去世后,房东需要花时间才能找到新的房客,而孤独死给这栋建筑增加了负面影响,使其很难再租出去。在给200个房东打电线个房东会考虑把房子租给80多岁的客户。

  山本亮说这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失灵,积极、可靠的老年人想要租房的原因有很多:更接近孙辈;离婚后想换个小一些的房子;或者只是简单地想要搬离需要维修的传统木屋,搬进不需要维修的现代公寓。因此,山本亮给数千名房东打电话,并建立了一个新的数据库,记录下来那些愿意接受高龄者租户的房东。接下来,他组织了宣讲会,向业主介绍老年租户的好处。他说房东的想法已经过时了,即使是75岁的老年人,现在也可以在一处房产里独立生活十年或更长的时间,这意味着他们比学生或年轻人更为可靠,也少了很多麻烦,因为学生或年轻人在四五年之后就会搬走。每当山本先生说服一位新房东把房子租给老年人且符合房东的利益时,他的数据库就会增长。

  这位年轻的企业家还建立了一种早期预警系统,用来发现孤独死的迹象。他说:“你无法百分之百地发现孤独死,但可以发现一些迹象。”他的同事仔细地寻找客户摔倒或身体不适的蛛丝马迹,屋外堆积的报纸,或是铺满落叶的小路,都会让人警觉。山本亮说,要想真正帮助人们,就需要了解他们家里发生的事情。他的公司考虑在出租的房屋里安装摄像头,这个想法被认为太超前,但是想要依靠电子移动传感器在屋子里有不寻常的安静时发出警报,这需要在安全和隐私之间取得恰当的平衡。当老年租户支付房租时,R65团队会打电话表示感谢。打电话是一种礼貌,也是检查是否有人支付的一种重要方式,由于养老金收入和租金支付通常都是自动的,这样一个人就可能在其去世几个月后,仍然收到养老金并把它花掉。

  日本人口老龄化的冲击推动了需求、品位和需要的快速转变。面对这一切的自然经济反应就是适应改变,这在秋田随处可见。从男士小便池可以看出不同的年龄阶段,男孩的小便池通常比较矮,而男人的小便池是正常高度的,还有第三种类型的小便池,小便池的周围有一个架子可以帮助老年男性保持稳定。秋田的自动取款机旁边的墙上伸出来一个小的绿色塑料夹,这是一种固定拐杖的装置,当你输入密码时,可以把你的拐杖固定在那儿。汽车的保险杠和引擎盖上都贴着五颜六色的贴纸,有橙色、黄色、薄荷绿色和赛车绿色的,形状就像是有四片叶子的三叶草,这是“老年驾驶员的标志”,提醒人们是高龄者在开车。贴纸本身也做了调整,以前是两种色调,黄色和橙色,代表着“秋叶”或“落叶”。后来参考春天和夏天,增加了两个色调的绿色,这是对老年人活力的一种认定。

  人们对老年人面对的代际不平等和不公平感到担忧,解决他们面临的问题正在创造大量的经济活动。日本75岁及以上的高龄老年人有1 300万人,这一数字超过了瑞典(900万人)、葡萄牙(1 000万人)和希腊(1 100万人)。加上年轻一些的初期高龄者(年龄在65~75岁),这一数字达到3 300万人,几乎和整个加拿大的人口总量一样多。老年消费支出接近120万亿日元(约合1万亿美元),与墨西哥或印度尼西亚的经济规模相当。换句话说,如果由日本老年人组建自己的国家,他们将能够在二十国集团(G20)中占据一席之地,这将决定全球经济如何运行。

  这为年轻人创造了机会,就像山本亮和他的专业房地产经纪公司一样,他们正在挖掘日本人所说的“银发市场”。我遇到的许多学生都在展望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他们将为老年人提供商品和服务。来自秋田的19岁的石冢光说,她想成为一名企业家,经营一家能以某种方式帮助老年人的企业。来自东京的梶原健治发明了“近距离”电视机顶盒,孙辈可以通过智能手机直接操作祖父母的电视机。有一些公司提供专业高尔夫球杆(更容易击中球),可以减轻臀部疼痛的特殊鞋子,适合老年人的食物(更容易咀嚼),老年健身俱乐部,用来陪伴老年人的玩具娃娃,以及老年人视频游戏。日本老年人口规模的持续增长不能仅仅被认为是负面的,因为他们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消费群体。

  由于这些新生意的出现,日本的年轻人和老年人之间正在形成新的纽带。日本的许多单身人士住在“共享住宅”里,这种可容纳15名或更多居民的公共建筑是20世纪90年代外国游客为了避开日本复杂的租赁规定而建设的,自此以后就受到了当地人的欢迎。目前,这种建筑在日本约有3万个。山本亮说:“每个共享住宅都有自己的理念,有的喜欢花钱,有的想要省钱,有的喜欢艺术和时尚,有的喜欢安静。”这些迷你社区有一种集体的伦理、目标或美学,共享住宅的广告上都设定了明确的目标,带有学习英语、减肥和创业字样的房子都是受欢迎的。

  山本亮说,对共享住宅理念、目标或精神的遵守是很重要的要求,甚至比租户的年龄更为重要。(他的室友年龄27~62岁不等。)能够积极促进两代人生活的新型共享住宅正在建立。石井清子介绍了秋田“单身母亲共享住宅”的兴起,这种住宅里住的是单身母亲和她们的孩子,还有一些共享的“祖母”。这些老年妇女并不是她们的亲属,通常是寡妇或离了婚的人,她们帮助单身母亲照顾孩子,只需支付较低的酬金作为回报。老龄化社会无疑造成了日本两代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但它也在建立新的纽带。

  菊池和子是赌桌皇后,她也很清楚这一点。她穿着一件裁剪得像便服的薄丝绸外套,上面印有黄色、蓝色和红色的鲜艳蝴蝶,头发染成了榛子棕色,涂着深红色的口红,戴着有颜色的眼镜。她和三个朋友坐在一起,无论是在打牌还是在谈话中,她都占据主导地位。我首先问了她们的年龄。“不知道,我60多岁时就忘了。”她快速回答道。她的朋友熊川洋子小心翼翼地透露她已经87岁了。她的朋友尖叫道:“你告诉我们你82岁!”菊池后来告诉我,她今年86岁。我接下来问她们多久在一起玩一次,她笑着说道:“哦,不是很频繁,只是每星期二、星期四、星期五和星期六。”女士们都沉浸在一场重要的麻将游戏中,轮流将白色的“瓷砖”(有点像多米诺骨牌,但更小、更厚)放在她们面前桌子上的绿色粗呢布上。游戏结束时,桌子中间会自动打开一个大洞,玩家们将牌推至前面让这些白色“瓷砖”掉进去。洞门关闭后,桌面会震动一会儿,接着每个玩家面前都会弹出一排新的“瓷砖”,这样新的游戏就又开始了。墙上的排行榜显示,菊池是这家游戏室所在地区得分最高的玩家。

  这个老年玩家用来打发大量时间的房间,看起来介于非法地下酒吧和内华达州赌场之间,进来的大厅很小,墙上有一个金属键盘。输入密码后,门就会打开,里面的装饰也变了,波尔多红的毛绒地毯,巧克力色的墙纸,上面印有金叶图案,玩家的软座上则铺着奶油色的人造革。在装饰上很有当地的特色,一面墙上是弹球机,当银球在里面弹来弹去时,会发出哔哔声、钟声和蜂鸣声。房间的另一侧是一张巨大的21点牌桌,两位上了年纪的绅士正在那里打扑克,一个穿着黑色丝绸马甲的年轻赌台管理员则在那里发牌。一名女服务员在房间里穿梭着提供大玻璃杯的饮料。在房间的一侧,一扇半掩着的房门里露出了一张按摩床和一叠整洁的白毛巾。大楼外停着一队黑色面包车,车窗是有色的,侧面印着“拉斯维加斯日间护理中心”字样,这些面包车在等候着将在这里玩了一天的玩家送回家。

  这是政府出资建设的日式风格的日间护理中心。该中心的负责人和设计者森薰说,它是根据美国的大型赌场设计的。森薰西装笔挺,办事有条不紊,他去拉斯维加斯做了一次调研,仔细记录了那里的情况。然后,他把日本日间护理中心依法必须做的所有事情与他在恺撒宫和百乐宫看到的东西融合在了一起。这里的赌场管理员都是合格的护理员,坐在后面看起来像是收银员的人正在输入医疗记录。有一扇带有密码的地下酒吧风格的大门,因为老年痴呆症患者经常有想要离开的冲动。按摩师实际上是一位理疗师,而那些装在厚实诱人的玻璃杯里的鸡尾酒则是果汁或药物补充剂。

  在活动中提供基本的医疗需求保障并创建一个有明确目标、竞争和社会互动的环境氛围,这种方法很聪明。这个地方就像一个真正的赌场,而不是老年人居家打牌的场所。唯一的区别是赌博在日本是非法的,因此这里所有的交易都是使用“拉斯维加斯元”进行的。来这里的老年玩家每天都会收到这些虚拟币,他们用来玩麻将、21点和弹球机(这里的工作人员说,计算可以很好地训练他们的大脑)。他们必须通过完成任务来赚钱,比如拉伸手指、锻炼肩膀以及完成训练大脑的拼图。除此之外,这里没有其他玩具或噱头,21点的桌子是永久固定在那里的,又重又宽,弹球机就是你在东京游戏厅能看到的那种机器。森薰说:“这里所有的设备都是专业级别的。”

  森薰介绍说,日本至少有5万家日间护理中心,人们可以从当地的清单中选择去哪一家。老人们前期要支付10%的费用,其余90%的费用由政府承担。对于拉斯维加斯日间护理中心的母公司ACA Next来说,这种主题式的护理中心运转良好,备受当地居民的欢迎,他们正计划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推广这一概念。

  拉斯维加斯日间护理中心的玩家年龄都很大,已经到了后期高龄者阶段。比如,有一次在玩21点的时候,一位女士开始摇晃起来,赌场的一位护理员冲过去把她抱到床上并测量了血压。老人们专注于自己的游戏时非常机敏,看起来很开心。开办这种护理中心的公司对游戏治疗的益处深信不疑,公司的宣传册里也全是关于改善认知功能和沟通的事实与数据。森薰称,“为锻炼而花钱”的收入计划是有好处的,这里的居民每天锻炼超过40分钟,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游戏玩家看起来都很聪明这一事实无疑很重要,日间护理中心是使朋友和竞争对手印象很深刻的地方,值得支持。

  对于整个日本来说,真正的考验在于成本。老年人长期护理是社会保障预算激增的原因之一,而且有理由担心这一负担可能很快会进一步飙升。未来几年,日本将需要数百万名护理人员,但人们却在极力试图避免找到这种被称为“3K”的工作——这个词源于“汚い”(kitanai)、“危険”(kiken)和“きつい”(kitsui),大致可以翻译为肮脏、危险和吃力。招募足够多的日本年轻人来做这份“3K”工作可能会导致工资账单和政府支出呈螺旋式上升。

  森薰表示:“我们需要让护理成为一份更有吸引力的工作。”他认为,对任何日间护理中心的经理来说,关键的挑战是留住员工。在拉斯维加斯日间护理中心,护工们的工作既普通又乏味,比如帮助老年人上厕所。但他们也花大把的时间在玩游戏上,负责21点牌桌的年轻管理员似乎玩得很开心。工作人员仔细地为具有类似认知功能的玩家配对,许多玩桌上的玩家都非常专注,几乎不需要看护者。菊池和子的桌子沸腾了,当我告别的时候,这位年过八旬的麻将高手把我叫到她的桌子旁,从她的眼镜上方看着我说:“告诉我,如果英国的老年人没有拉斯维加斯,他们可怎么办?”

  当生命进入最后阶段时,许多人已经无法仅用日间护理,而是需要全职的护理和观察。在这方面,日本面临着另一个紧要时刻,后期护理通常需要一对一,比如给病人喂食,把他们从床上抱起来洗澡。这是另一个很难招聘到人员的“3K”职位,但即使不是这样也很难看到工作人数的增加。预计到2040年,对日本医务人员中的个人护理人员的需求量将增加四倍。其他国家也将面临类似的需求,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65岁及以上人口的数量在2020—2030年将增加320万人,目前这个年龄段中约20%的人需要全职或兼职护理,这就意味着将需要64万名新的护理人员。但这些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规模都将下降,因此可能根本没有足够的人员来提供定制化的后期护理。日本的发明家、医护人员和护理人员都在问的一个问题是:个性化护理是否真的需要由人来提供?机器人是否可能就是答案?

  东京银翼医疗中心的病人年龄与金剧院的演员和拉斯维加斯日间护理中心的游戏玩家相仿,唯一不同的是,他们已处于生命的后期阶段。他们患有阿尔茨海默病和其他形式的痴呆症,正在接受治疗。田子菜子已经90岁了,她瘫坐在轮椅上,对面的桌子和她的眼睛一样高。桌子上放着一个白色的海豹形状的毛绒玩具。田子几乎没有牙齿了,视力也很模糊,但她微笑着而且很健谈。我问怎么称呼她的宠物,她说:“孩子,它是我的孩子!”她向前探出身子,从桌子上抓过海豹,把它放到膝盖上,她的脸上容光焕发,就像圣诞节收到礼物的孩子一样。

  田子口中“孩子”的真名是帕罗,它是一个价值5 000美元的昂贵玩具。2009年,由政府支持的智能系统研究所开发的帕罗机器人成为首个辅助治疗机器人,换句话说,帕罗可以让患者恢复得更好。在海豹的皮毛下、胡须尖上、鼻子上都有微型传感器,通过这些传感器,里面的计算机可以评估抱着它的老人的行为并对其做出反应。如果好好对待它,机器人就会发出悦耳的声音和动作,比如,咕咕叫,轻轻扭动,但如果受到撞击或掉落时,它会后退并发出更尖锐的声音。这有助于对抗突然爆发的愤怒,而这正是痴呆症的症状之一。

  在田子旁边,还有两位90多岁的妇女在和她们自己的帕罗玩。虽然这些海豹的外观看起来都一样,但它们体内的计算机在与主人的反复互动中,巧妙地改变了被抚摸或击打时的反应方式。这种人工积累的知识被称为“机器学习”,这意味着在一段时间后没有两个帕罗是相同的,因为它们经过进化变得更适合自己的主人。在临床试验中,一组使用帕罗的老年患者比对照组有更好的口头交流能力,面部表情的表达也更加丰富。病人和机器人之间的共生关系是显而易见的,田子允许我和她的帕罗玩耍,但是海豹对外人的手是没有任何反应的。她向我示范要怎么做,然后帕罗就活蹦乱跳起来了。这里的护工认为帕罗的好处是毋庸置疑的,其中一位说:“这对田子帮助很大。当初她来找我们的时候,是完全不说话的。”

  银翼医疗中心目前正处于护理机器人使用研究的前沿,这里应用了一系列不同功能的专业机器。旁边的桌子旁坐着三位年长的女士,她们正在和机器狗玩着,她们的身体状况相对稳定一些,可以不需要帮助自己就能坐在椅子上。现年90岁的吉泽敏子和大久保喜佐正全神贯注地看着这些机器狗,与它们交谈的同时,还抚摸着它们。这些机器狗被称为爱宝,是由索尼公司制造的。它们比帕罗的声音更大,更强壮,也更灵活,它们在桌子上走来走去,边走边发出哔哔声和汪汪的吠叫声。

  爱宝机器狗内部的人工智能还称不上完美,为了防止它从桌边掉下去,桌子周围有一个巨大的橡胶栅栏。但和帕罗一样,这些机器狗也可以学习,听得懂主人的口音和方言,并对触摸和声音做出反应。和帕罗一样,与爱宝机器狗的互动似乎有助于锻炼大脑功能。大久保喜佐的短期记忆严重减退,当她第一次来到中心时,她会忘记自己洗过澡了,整天要求再洗一次,这使她渐渐变得更加痛苦。她的一位护理人员说,机器狗带来的刺激和专注力已经阻止了这种情况的发生。99岁的小田岛绫子告诉我,她期待着自己的100岁生日,但她很难过,因为她不能再走路了,而且很怀念她年轻时养的小狗。她的爱宝机器狗虽然不是一个完美的替代品,但还是有一定帮助的。

  40多岁的护工杉本隆说:“和老年人一起工作很累。”他在一张空床上模拟着扶起一个虚弱病人的情景,并演示了如何向前倾把病人从床上抱起来,但这样很容易伤到护理人员的下背部。这个问题如此普遍,以至于一系列与之相适应的新发明正在研发,主要集中在用以保护护理人员的外骨骼设备方面。面带微笑而又情绪激动的杉本隆显然是一位很好的护工,同时他也是一名技术狂热爱好者并很热衷于展示它。

  他的第一个机器援助装置是东京理科大学成立的创投企业Innophys生产的“人工肌肉衫”。这个装置看起来像一个攀岩时用的背带,通过压缩空气来提供动力,在护理者的臀部周围环绕着充气囊,沿着腰部和股四头肌上下移动。当护理人员把手放在老年患者身体下面准备抬起时,会同时向一个小管子里吹气,向装置发出充气的信号。另一种选择是由赛博达因公司生产的“机器人外骨骼”——一个可以穿戴在臀部和腰部的巨大的白色塑料铰链。这个装备不需要手动信号,它能读取大脑发出的电波,电波告诉它看护者即将抬起身体,它会相应地增加力量。这里的团队说这两套装备都可以减轻腰部2/3的负担。

  派博是这里看起来最像传统机器人的机器人。它是一个身材矮小的小伙子,大概1.2米高,全身都是由白色塑料制成的。派博腰部以上的形状是人形,它有躯干、胳膊、手指,还有头和脸。派博机器人在银翼医疗中心的二楼工作,这里更像是日间护理中心,而不是家庭护理病房,这里对患者非常好,让患者可以一起坐在中央公共休息室里。与外骨骼设备一样,派博的任务是与看护者一同工作,为他们节省时间,提高他们的工作效率。

  在银翼医疗中心,杉本打开了派博。一秒钟后,机器人的眼睛亮了起来,它伸展了手指。在没有提示的情况下,女性患者便将她们的座位和轮椅围成半圆形,并在派博开始讲话时面对着它。机器人首先演示了一些手臂动作和伸展动作,并分步进行讲解,然后它开始唱一首童谣《春来了》。当第二节开始时,派博开始重复它唱歌时的手臂伸展动作,聚集在它周围的大多数女士都在模仿机器人的动作,其他人则微笑着鼓掌。许多男士对此似乎并不信服,他们坐在房间的后面,看起来很恼火。在派博的带领下,半数以上的患者都在参与娱乐,杉本走近那些没有参与的患者身边,询问他们感觉怎么样,并鼓励他们伸展身体。

  人口老龄化给日本带来的经济挑战是劳动力短缺和预算紧张,这说明了为什么机器人疗法是值得尝试的,而且很可能随着欧洲的人口老龄化而流行起来。派博机器人每年的租金不到6 000美元,随着竞争者进入市场,派博的价格也在下降。2019年,日本护理人员的平均工资略高于350万日元(约合3.2万美元),而且工资仍在稳步上升。巨大的价格差异,意味着经理发现雇用两个护理人员倒不如雇用一个人员和租用两个机器人,这样每年仍能节省2万美元。只要派博这样的机器人能做有益的工作,它们就能帮助填补日本劳动力短缺的缺口,同时有助于缓解日本的预算压力。

  秋田作为日本人口老龄化最极端的前沿,成为老龄化社会趋势的引领者。导致老龄化经济存在的因素在于寿命的延长和出生率的下降,秋田的今天面临的情形就是其他国家或地区明天将要经历的情形。

  从秋田得到的第一个启示是:老龄化经济是一个悖论,尽管这仍然是一个冲击,但我们可以预见它的到来。在日本和我交谈过的老年人说,他们对自己的高龄是意想不到的,因为这在他们的家庭、城镇和城市中以前是从未有过的。预期寿命的跃升发生在有生之年,这意味着对于当今的高龄者群体来说,没有前人会指导他们如何在90岁以后的日子里生活得有意义。人口规模下降在许多地方还没有发生,即使在处于人口老龄化前沿的日本也只有十年的历史。人口规模减小和老龄化社会即将来临,韩国还有十年左右的人口扩张期,而德国只剩下几年的时间了。

  老龄化经济是一种缓慢发展的趋势,会让人们措手不及,我们也可以直观地从经济学的“生命周期”中看到它所带来的压力。意想不到的高龄意味着人的一生中所积累的用于支撑退休生活的资产存量太少,养老金缺口以及高额的护理成本增加了政府的财政压力,并引发了代际不公平的新摩擦。秋田大多数老年居民的故事表明,生命周期理论——建立一个缓冲地带以度过老年——也适用于非金融领域。从日本一度成功的工薪族的命运可以看出,自杀和孤独死的增加表明,除了现金外,个人储蓄也很重要,而俱乐部、社交网络和社会团体在充实下班后的生活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当人们开始考虑人口老龄化的影响时,很容易获得令人焦虑的统计数据,这一事实加剧了人们对许多人和国家可能没有做好人口老龄化准备的担忧。老年人的庞大数量和巨大的护理成本似乎暗示这是一个不可能解决的挑战。然而,我在日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

  本书的前两部分阐述了韧性和失败之间的分界线往往是一个地方看不见的经济结构,即建立在信任、合作和共同目标基础上的非正规市场。尽管我听说过年轻人和养老金领取者之间存在摩擦,但就像一场战争或灾难一样,人口老龄化是一种冲击,给每个人都带来了共同的挑战。其他一些极端经济体也反映出这个问题是无法估量的经济最擅长解决的,因为人类具有发明以及创造商品和服务的天性。在秋田行走时,你会看到大量的经济活动,从交换蔬菜的非正规市场,到代际照看孩子和酬金间隐形交易的“共享住宅”,这些都被那些悲观的报告遗漏了。

  在这种协同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方式之上,是一个正规的老年经济体,其规模之大,堪比整个墨西哥,而且正在创造数百万个新就业岗位。日本人的寿命很长,这意味着日本的老年人需要新型的移动电话、配有手杖夹的自动取款机和专用的小便池。人口规模的减小意味着先进的机器人看护员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这些都是年轻人正在从事的行业。对养老金领取者的贫困和国家摇摇欲坠的福利的担忧是真实存在的,但日本人口老龄化的故事也让我们看到了人们如何想出巧妙的应对方法,让老年人的生活变得便宜、有趣、健康和富有成效。

  然而,当我在秋田旅行时,我开始意识到,其中的一个风险被低估了。在一个人口不断减少的国家,很自然的后果是许多的村庄、城镇和城市将不复存在。在这些地方,人们所感受到的消极和痛苦是不可能找到任何真正的解决办法的。从长远来看,人口的减少对地球资源的占用可能是一件好事,但秋田日渐变小的乡村和废弃的社区却成为荒凉、压抑和“幽灵”出没的地方。这似乎又一次回到了经济学的一个基本观点:人类是向前看的。当一个地方明显走向灭亡时,市场和地方民主就会彻底崩溃。如今在日本发生的事情正在葡萄牙和意大利迅速上演,并将在2030年影响到德国。对许多地方来说,未来的经济将是可控的衰退。

  在交通运输和农业领域,目前机器实际上已经消除了对人力的需求。人类不再是举重者和搬运工,而主要成为启动者和止动者、安排者、装配员、修理工。

  ——瓦西里·列昂惕夫,《机器与人》(Machines and Man),1952年

  如果你冒险参加电视才艺比赛,可能会发生令人尴尬的事情。每一场演出都有一个“小丑”,譬如五音不全的歌手,没有节奏感的舞者。2010年,当34岁的马蒂亚斯·莱普在爱沙尼亚热门电视节目《猎脑》(Ajujaht)的预选赛上遇到其他竞争者时,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可能注定要扮演“小丑”这个角色了。他回忆道:“其他人都更年轻,才20岁左右,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荒唐可笑的参赛者——我在这里是一个疯狂的老头,而我拥有的只是小罐子里的一粒种子。”这是一个容易令人焦虑的梦想,但莱普坚持了下来,并在几个月后获得了《猎脑》节目的冠军。

  在爱沙尼亚首都塔林的办公室里,莱普坐在一张简约时尚的办公桌后面,他看起来并不像那种典型的才艺参赛者,宽松的灰色衬衫和他凌乱的头发很般配。他的行为也不像那种参赛者,他更喜欢读柏拉图和塞涅卡的著作,喜欢植物学,他说最喜欢的旅行是独自在西伯利亚的荒野中散步,他就有时间来理清思绪。他的获胜取决于他的伟大构想——一种植物种植的新方法,这也取决于爱沙尼亚本身就是一个喜爱创新者的国家,而《猎脑》就是众多发明类的竞赛节目之一。获胜的莱普拿到了3万欧元的奖金,当地主流媒体也对此争相进行了报道。七年后,他的智能盆栽公司Click and Grow已有35名员工,最近又募集了900万美元的融资,其中包括颇具影响力的硅谷投资基金创业孵化器Y Combinator的投资。

  莱普向我展示了他的发明,这看起来像是为巨人设计的一大包对乙酰氨基酚——一面是扁平的锡纸,另一面是一连串巨大的塑料泡泡。这不是那种可以拿着的药丸,每个胶囊里面都有一团土壤,形状就像当你将花盆倒空时露出来的根球。之后用户将这种“智能盆栽”放入新系统的第二部分——一个光滑的机器上,罗勒属植物将在这里生长。一旦插上了电源,智能盆栽的培养箱就可以完成所有的工作。植物的生活并不舒适,机器会在植物生长时施加压力,在关键时刻控制植物所需的水和光,以刺激它产生所需化学物质。

  莱普说,这种现代的种植方式可以生产出更好的植物,他从电脑上找出了一张图表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分析手段采用的是色谱法,一种可以分离和跟踪植物中化学物质水平的技术。就罗勒属植物而言,重要的化合物是迷迭香酸,这是一种具有潜在健康功效的抗氧化剂。从商店购买的罗勒属植物的迷迭香酸含量在图上显示出来的是一个小驼峰。而在智能盆栽中生长的罗勒属植物的迷迭香酸含量在图中则显示出一个巨大的尖峰,可以看出迷迭香酸的含量大增。莱普将他的发明称为“智能花园”,就口味和健康而言,用这种爱沙尼亚机器种植出来的罗勒属植物比从商店买来的或在外面的草本园里种植的都要好。

  正如莱普以及我在日本遇到的护理机器人的发明者一样,这类技术爱好者普遍认为,他们的发明将解决未来经济所带来的挑战。但从全球范围来看,技术的进步也引发了恐惧和不确定性,人们除了有选举、隐私和道德这些政治担忧之外,还有两个深层次的经济担忧。第一个担忧是大规模的失业,即节省劳动力的技术(比如软件或机器)将使人工变得多余。随着自动化的出现,对可能失业的估算有所不同,但是一项最新的研究表明,美国25%的工人和英国30%的工人皆会面临被机器取代的风险。机器人要来了,它们会抢走我们的工作。

  第二个担忧是技术进步将会产生一种新的不平等,有些人将其称为“数字鸿沟”。这种担忧的核心在于科技带来的好处将有利于某些群体,比如年轻人、城市居民、受过教育的人群和富人,但却牺牲了另一些人的利益。

  对技术影响的关注使塔林成为一个有趣的测试案例,正如秋田让我们看到了即将经历的老龄化经济,塔林让我们看到了技术的前沿,在这里许多技术已经被采用了,而且这些技术将会流行起来。塔林是Skype(即时通信软件)的总部所在地,政府出于某种理由将其作为“创业天堂”(按人均计算,塔林新成立企业的数量位居世界前列)。但让爱沙尼亚以硅谷无法比拟的方式脱颖而出的是,技术在政府中的作用。塔林是世界上第一个实现数字化的所在地,这里提供的在线政府服务比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多(见图8.1),塔林也是第一个建立完全数字公民身份的地区。

  就爱沙尼亚本身而言,在整个经济和国家层面对技术的追求将使其成为一个值得研究的潮流引领者。但这里有一条断层线,让它变得加倍有趣。除了被技术专家公认为是全球热点之外,爱沙尼亚还是世界上分裂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而这一点却鲜为人知。1944—1991年,被苏联占领期间,这个国家保留了自己的语言、种族和文化。相对于其人口规模而言,爱沙尼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无国籍群体所在地之一。这个小而分裂的国家是如何实现如此巨大的技术飞跃的呢?未来的它真的会是其最聪明的居民们正在寻找的乌托邦吗?

  莱普的目标不仅仅是比竞争对手提供更美味、更好吃的食物,他还希望能降低种植成本。最初的智能盆栽是专为家庭设计的,可以放在窗户或书架上。每个单位的售价为60美元,一年的胶囊供应(可以种植18株植物)成本是相同的。在下一阶段,他要提供大型工厂规模的单位——“智能农场”。从新系统的蓝图可以看出,植物将会生长在一系列架子上,这些架子将在一排排灯光下缓慢移动,就像一个多层传送带。预先装满种子的新土壤胶囊会被送入机器的一端,当传送至另一端时,架子上已经满是成熟的植物了,随时可以采摘。

  莱普说,这个想法最初是受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启发的,但是它们的土壤系统是用来在太空种植植物的,还需要改进,因此他花了三年的时间对这一工艺流程进行修改和完善。他的系统是可调节的,当植物通过系统时会接受适合每种植物的压力。这就意味着用户可以同时大范围地种植可食用的植物,从绿色蔬菜和小番茄,到辣椒和草莓。这版智能盆栽不是为外太空使用而设计的,但它的内置灯光使住在北欧高层公寓里的人可以种植地中海的植物,比如含羞草、薄荷和牛至。

  爱沙尼亚的技术专家们都希望有一个美好的结局,莱普也不例外。他说他是受到了发达国家低收入群体不良饮食习惯的启发,比如食物浪费和食物匮乏。他对那些向发展中国家大量出售“神风种子”(kamikaze seeds)的大型农业公司持批评态度(这些公司培育的种子只能长一株植物,没有种子可供进一步种植,这样客户就必须从供应商那里购买更多的种子)。他还对植物品种的减少感到痛惜,他说:“在爱沙尼亚,我们过去知道并食用的野生植物有150种,但现在只剩下30种左右,而我们知道如何食用的只有15种。”他希望利用自己的系统重新引入消失的物种,他说这意味着在任何气候条件下,任何人都可以种植自己的健康食品。他的长期目标是制造出更大的机器,有效降低系统的成本,最终制造出完全高效和完全自动化的机器,从而使每个人都可以免费获取富含维生素的食物。

  爱沙尼亚是一个小国,有130万人口,接近毛里求斯或塞浦路斯等小岛国的人口数量,人口总数排在世界第155位。然而在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爱沙尼亚在数字技术和创新方面却成为重量级的国家。爱沙尼亚的税收系统接近无纸化,94%的申报都是在网上完成的。爱沙尼亚人可以通过笔记本电脑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进行投票。政治是无纸化的,自2000年以来,所有的内阁文件都是电子化的(英国议会每年用掉1 000吨纸)。法律文件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进行数字化签名。在爱沙尼亚,唯一不能在网上做的事情就是结婚、离婚和买房。在塔林,我见到了林纳尔·维克,他是一位政府顾问,也是爱沙尼亚数字国家的早期缔造者之一。他说要理解这个国家对技术的大胆采用,首先需要认识到驱动它产生的心理,以及它诞生的必要性这一事实。

  爱沙尼亚以前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1940年被苏联吞并,随后被纳粹德国占领,1944年又被苏联占领。就其土地面积而言,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仅占苏联的1/500,但这个小国很快就成为苏联经济体中至关重要的一环。这一转变并非一帆风顺,农业产生了巨大的变化,私人农场转变为集体所有。土地被国家征用,任何成功经营农场的农民都被贴上了富农的标签,这代表着吝啬或自私。1949年3月,在短短的4天内有超过2万名的爱沙尼亚富农被捕,并由专用列车驱逐到5 000多公里外的哈巴罗夫斯克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等西伯利亚城市。

  爱沙尼亚的工业基础也发生了变化,工厂都建在了东北海岸。昆达是一家大型水泥厂和纸浆厂的所在地;科赫特拉-耶尔韦拥有丰富的油页岩矿,也是重要的能源地;锡拉迈埃曾经是一个宁静的度假胜地,俄罗斯的文化精英,包括柴可夫斯基都曾来这里度假,现已重新用作铀浓缩中心,工作性质如此保密,以至于地图上已经删除了这个地方。

  苏联的经济模式对于爱沙尼亚来说是灾难性的。农业集体化通过将小农舍合并为大庄园来减少农场的数量,从而提高生产效率,与之相反的是,这却导致农业产量下降了一半。由此引发的粮食短缺从一开始就破坏了爱沙尼亚的模式。在此期间,人们只能通过(非法的)私人经营的农场生存,这种非正规的农业产出与官方的国家制度同时运行。到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苏联开始瓦解,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东北部的工厂和军事城市开始被废弃了。

  爱沙尼亚人在评估自己的命运时,往往会把目光转向狭窄的波罗的海通道对岸的芬兰。苏联统治时期,这种对比是令人痛苦的,1939年,两国的生活水平相当,但到了1987年,芬兰的人均国民收入为1.4万美元,而爱沙尼亚仅为2 000美元。爱莎尼亚在1991年独立时,面临的是效率低下的农场和倒闭的工厂,商店几乎空无一人,物价却在飙升,绝望的购物者抬高了基本商品的价格,1992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1 000%。锡拉迈埃,这片曾深受圣彼得堡诗人、画家和作曲家喜爱的海滩,已经被秘密铀计划的核废料毒化了。

  事实证明,这个国家是勇敢与大胆的。在某种程度上,由于想要忘记过去,拥抱激进的新思想变得更为容易。许多四五十岁的爱沙尼亚人将1991年称为“彻底的决裂”,这是因为人们希望摆脱关于旧政权的任何记忆。在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时期,政治阶层是由莫斯科挑选的,都是与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关联的党内人士,为了发展,你必须和他们一起工作。塔林的一位投资者回忆说:“这意味着不信任,不仅是对当权者的不信任,也是对旧政权下取得成功的人们的不信任。”

  勇气还来自这一事实,即这个国家已经由年轻人掌权。爱沙尼亚的前总理马尔特·拉尔在他32岁时开始掌舵。作为一名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他在20多岁时一直在演讲和写书。林纳尔·维克回忆起当时参与起草爱沙尼亚宪法的专家小组时说:“刚开始时,这里的政治就像一个动物园,各种各样的人参与其中,有作曲家、艺术家、作家、工程师、化学家、核物理学家和诗人,很少有人研究过政治。”这听起来非常有趣。

  尽管处于危机之中,但人们对该国的期望仍然很高。爱沙尼亚的首席信息官西姆·西库特在解释这一挑战时说:“爱沙尼亚人民期待一个很快就能完全成熟的国家。”在波罗的海,人民对国家有很多要求。在这一地区,国防曾经(现在依然)很重要,而且非常昂贵。选民将目光投向北欧国家,要求建立起健全的福利制度、高质量的公共教育和良好的医疗保障体系。但与此同时,苏联的多年统治让爱沙尼亚人对一个过于庞大的国家保持一种警惕,这导致瑞典式的税收无法获得公众的支持。而爱沙尼亚周边的国家都在分崩离析。苏联解体后的15个国家都在1992年陷入经济衰退。到2000年,爱沙尼亚周边新独立出来的国家的GDP平均下降了30%,而乌克兰则下降了一半。

  执掌爱沙尼亚的年轻团队需要快速想办法。他们的一些政策采纳了合理且经过深思熟虑的经济建议,新税制是世界上最简单的税收制度之一,他们还设立了一个独立的监督机构来监督国家的支出。较为引人注目的一项举措是,在全国范围内,在经济体的各个领域全面引入技术。维克回忆起早期政府的经济战略时说:“我们实际上是对技术进行盲目的押注。”到20世纪90年代末,爱沙尼亚将97%的学校都接入了互联网,在小学阶段就开始教授编程,在数字基础设施方面进行了大量投资,并采取了一系列举措来支持企业进行技术投资。爱沙尼亚是苏联解体后的15个国家中唯一在第一个十年实现了经济增长的国家——GDP增长了14%。自此以后,这个波罗的海国家开始崛起。GDP从1987年的2 000美元上升至2018年的2.2万美元,爱沙尼亚人开始赶上了竞争对手芬兰。

  在回顾爱沙尼亚对技术的选择及其对经济的影响时,该项目的早期设计师之一维克的话听起来非常谨慎:“技术只是一个加速器,如果你把它应用到以前的做事方式上,它只会放大低效率。”作为一种政治和经济力量,经济的数字化既微妙又复杂。他继续说:“技术不好也不坏,但也绝对不是中立的。”

  当要求爱沙尼亚人给你看他们的身份证时,他们往往会微笑着拿出来。这种浅蓝色的塑料卡片看上去并不是特别引人注目,它与英国或美国的驾照类似,但像借记卡一样带有嵌入式的芯片。这个身份证拥有非常巨大的能量,它提供了所有在线的政府服务,为爱沙尼亚人节省了很多时间,这也是他们常常微笑的原因。对老年人来说,这可以和苏联时期的情况进行对比。一位塔林的居民说:“我记得那时候做什么事情都要排队,你站了好几个小时,却发现政府官员们已经出去吃了很长时间的午餐,要行贿才能快点儿。”爱沙尼亚的年轻人说,当他们到国外旅行时才发现爱沙尼亚的好处,在其他国家卖车、开设银行账户或签订租赁协议都是让人痛苦的,速度很慢,而且都是纸质化的。相比之下,在家里使用笔记本电脑和身份证做这些事情则简单得多,也快得多。

  塔林的发明家雷特·兰德说:“爱沙尼亚人缺乏耐心,很容易感到无聊。”雷特·兰德凭借一种新型的医疗设备赢得了2017年的《猎脑》节目的冠军,他指出身份证很好地契合了国民心理。这一系统的创建规则是允许政府索要公民的一些数据,例如,他们的出生日期、血型、地址或驾驶号码,但只能获取一次。如果一个爱沙尼亚人曾经在某个政府网站上输入这一资料,那么政府就绝不能再次索取这些信息,而必须从已有的记录中找回这些数据。这与美国和英国在国家数字化方面的尝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这两个国家,原来在政府办公室排起的长队被冗长的在线表格取代。在爱沙尼亚,根据当地的法律规定,政府的电脑会帮你出具表格。当科技以这种方式为人们节省时间时,它们往往会被欣然接受。

  在爱沙尼亚,如何基于个人数据在技术上建立信任是近年来许多争议的核心。这一系统具有广泛性,因为与政府的每一次互动都是通过身份证实现的,但这似乎带有奥威尔式的风险。如果该系统失败了或者被滥用了怎么办?爱沙尼亚人对此并不太担心,97%的爱沙尼亚人都有身份证,大多数人都理解并能够了解该系统的保障措施。第一个抵御攻击的缓冲是没有中央数据存储库,因为系统是“分散的”。这意味着每个当局只保存它自己搜集到的数据,而没有一个中央枢纽能够将所有的数据集合起来。当某个机构需要你的数据时,必须向首先搜集该信息的政府部门索取。所需的数据当时就会通过一个名为X-Road的数据交换系统传送,然后会被删除。这意味着,如果交通部门想要给你开超速罚单,则必须要求邮政登记处通过X-Road提供你的地址,然后销毁这些数据。这一切都是在瞬间发生的,也就是说没有黑客可以袭击的中心区。

  第二个安全保障是任何使用该系统的人都会留下痕迹,每次搜索、使用或交换个人数据时,都会在个人数据日志中被记录下来,还可以在线核查。任何公民都可以查阅到所有关于他们的查询记录,包括谁询问了这些信息等。最后,每个储存爱沙尼亚人数据的机构都被要求与公民的身份证号相关联,在公民的个人数据日志中这些机构都将被显示出来。正如一位年轻的塔林居民告诉我的:“这是我控制政府的一种方式,因为我完全知道政府对我做了些什么。”

  在这一过程中也有过长牙般的阵痛,其中一个问题是,这个系统变得流行起来。部长和官僚们都热衷于使用它,维克说:“到处都在进行数字化,有时甚至不知道原因,而且也会有一些错误。”比如,在21世纪初,爱沙尼亚边防警卫的计算机系统发生了故障,最令人担忧的是,这是一场阴谋。在2007年的地方选举中,一名候选人通过直接邮寄的方式对塔林郊区俄罗斯血统的养老金领取者进行了攻击。这些小册子只寄给了这类特定的家庭,这说明有人非法检索到了一份关于其地址和种族背景的清单。这是一种严重的违规行为,但它也证明了系统的安全措施是如何运作的。只用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官员们就扫描了数据日志,并确认是谁查阅了这些信息,从而使警方迅速逮捕他们。维克回忆起这一事件时说:“在数字世界里总会留下蛛丝马迹。”

  但并不是所有的爱沙尼亚人都对科技在经济和政治体系中扮演的角色感到高兴。当被问及经济状况时,有些人不屑一顾。一位店主回答说:“科技和旅游业,这就是全部。”尽管塔林的居民似乎喜欢他们的身份证,但他们也知道公共服务的自动化和数字化意味着政府作用的减少。通过开发软件来取代职员,研发机器人来取代公交车司机,科技公司似乎成为一股破坏就业的力量。这是全球性的担忧,正如美国和英国对失业的鲜明预测显示的那样。塔林政府对技术的“盲目押注”,意味着爱沙尼亚成为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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